为什么深圳是“地球手机中心”？其他城市怎么努力都不行…

　　很多人一定好奇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深圳能成为中国的手机中心？而其他城市，像山东、苏州、江西等，做了大量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
　　如果说是资源禀赋不足，那为什么像青岛这样的港口城市，拥有海信、海尔等国际品牌，在冰箱、洗衣机、电视、电动汽车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仍没有值得骄傲的本地手机品牌呢？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测算：2018年中国手机出货量超过20.34亿台，占据的80%，其中珠三角的手机制造占据全国70%—75%，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手机中心”。
　　究竟深圳是如何做起来的？如何推动产业升级？内容很长，值得每一个省市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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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精神最深处：创新与奋斗
　　1987年，当时的华为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而在成立30年后，这个小公司已经成为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于150多个国家，服务1/3运营商的国际巨头。回望过去，华为的创业经历能地诠释深圳电子通信产业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历史。
　　这里面有一段往事值得一说，就是华为的“床垫”文化。在早期，华为给每个员工都买过床垫。任正非说，“你们开发人员搞累了，可以随时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这种“床垫文化”也是华为对开发人员的关怀。
　　据媒体报道，几乎每个华为人都备有一张床垫，卷放在各自的储物铁柜的底层或办公桌、电脑台的下面，外人从整齐的办公环境中很难发现这个细节。午休时间，席地而卧，方便而实用。
　　晚上加班，夜深人静，灯火阑珊，很多人几个月不回宿舍，就在这张床垫上，累了睡，醒了再爬起来干，黑白相继，没日没夜。可以说，一张床垫半个家。工作紧张而繁忙的华为人，干脆将“公司—宿舍”两点一线式的生活压缩叠合成一点。
　　这种拼搏精神成就了华为，当然，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后来的创业者。在2017年4月的深圳调研中，柔宇科技董事长刘自鸿博士向我们透露了2012年回国创业为何选址深圳的一些小故事。他在访谈中讲道，“在去过北京和上海之后，一站才来到深圳。有一天半夜，已过了凌晨，站在华为大厦楼下，整座大楼依旧灯火通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不走了，就在深圳！”
　　此外，政府为吸引高科技人才而推出的“孔雀计划”所给予的丰厚补贴、完善的配套产业链以及众多的风险投资者，也是柔宇落户深圳的原因。2014年柔宇在个发布了国际业界最薄、厚度仅0.01毫米的柔性显示屏，引领了柔性显示的新潮流。公司创立四年估值突破30亿美元，成为成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一。
　　可见，正是这些拼搏进取的企业，以及员工的辛苦工作带来的技术进步，带动了深圳的不断发展，并吸引着大量的人才加入这个创新、创业大潮中。
　　这其中背后，更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政策便利。从2005年开始，深圳市政府将国有资产退出电子信息产业，对产业进行了结构优化调整，着力在集成电路、手机、汽车电子等行业进行了重大项目和产业集聚基地的建设。
　　此后，一批的电子类企业逐渐崛起，华为、中兴、康佳、华强等6家企业成为创新技术企业中心；好易通、海能达、国人通信等32个电子企业成为市级企业创新技术中心。
　　深圳创新的环境，不仅吸引了苹果、微软、高通等公司在深设立研发机构，还吸引了大量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入驻。
　　在世界民用无人机领域占据70%以上市场份额的大疆科技将企业创办地选在深圳，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深圳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及研发优势。无人机所需要的锂电池、陀螺仪、GPS模块等传感器设备，与智能手机有着相近的运用，而航空铝的后加工处理，也是附着于大量手机类消费电子外壳的生产基础上，而深圳在这些关键零配件产业上都已形成了优势。
　　于是我们看到，近年来深圳已经逐渐成为无人机的集散地，并因此多了一个新的标签——“无人机之都”，可以说在无人机的产业配套方面，深圳称得上，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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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手机产业是被“完全放养”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为了限制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等国外手机厂商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培养中国自己的手机厂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发布了《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手机的生产企业必须获得信息产业部的许可牌照，对手机制造实行准入审批。
　　等到了2004年，一部分已获得牌照的手机企业，因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而靠“租牌照”、变相“倒卖”牌照来维持生计，同时又有很多厂商却因审批的限制，被排除在手机生产行列之外，产生了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再加上《行政许可法》颁布，不允许通信这种公共利益的行业设定行政许可，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已走过了3年的保护期，手机行业对外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各种因素的结合下，必须对当时的审批制进行改变。
　　2005年，国家发改委规定手机制造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经营3年以上，要求拥有完整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体系。由此，国内手机制造产业的准入转为核准制。
　　相对较高的门槛，限制了手机企业的增长，所以当时国内都是大规模且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整个手机产业的毛利率也相对较高。
　　但在2004年，靠DVD芯片研发等多媒体技术起家的台湾企业联发科，创造性地将MP3、摄像、调频收音机、触摸屏等功能全部整合到手机中。这种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整套售卖的方式，使得手机制造所需的外围元器件大大减少，生产手机所需的固定投资一下降到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的水平，手机生产商甚至只须添加一个外壳、一块电池就能造出自己的手机，节约了成本的同时，手机研发周期也被大大缩短。
　　低廉的价格、强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以及手机行业的高利润立即吸引了众多企业进入手机制造产业，联发科也因此一度成为大陆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但政府对于手机生产牌照的申请标准并没有立即修改，因此大量的手机制造企业生产的是没有经过政府的所谓“山寨机”。而且，在发展初期，还有很多走私贩卖等非法现象。
　　深圳市政府对这些现象采取了相对较为容忍的态度，相应的限制性政策仅仅局限于次数有限的整顿。除了面临国家设定的准入规则以外，深圳手机制造企业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
　　直到2007年10月，国务院才取消了核准制，标志着手机制造产业的牌照制度彻底结束。手机制造企业的注册资本门槛由此前的2亿元人民币直降至2000万元人民币，使得数百家企业迅速进入，手机制造产业竞争开始白热化，厂商的毛利率水平也迅速下降。
　　但深圳政府也没有对手机产业特定支持，直至深圳成为的手机制造集聚地，深圳市政府也并未专门出台鼓励发展手机制造产业的扶持性政策。在近几年深圳市政府发改委公布的《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中，移动通信设备生产既没有被列入鼓励发展产业行列，也没有被限制发展。
　　深圳的手机产业，处于被“完全放养”的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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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通关的效果比政策扶持还好
　　然而，深圳市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方面却为手机制造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与香港之间的海关手续上，深圳市的通关效率可能是全国的。
　　深圳湾口岸是我国实施“一地两检”的口岸，2007年开通至今平稳运行，进出境旅客正常情况下10分钟即可过关，客运、货运车辆来往深港两地也仅需10—15分钟，大大节省了旅客和车辆的通关时间，提高了通关效率。
　　皇岗海关实行24小时通关，使得深圳对香港出口手机、电脑、机电产品飞速增长，这些产品需要更快的时机抢占市场。从2012年起，香港海关与内地海关实现衔接，全程快速通关，效率提升26分钟以上。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相关企业也表示，在上海等地三到五天的通关流程，在深圳只需半天到一天。深圳海关还对纪录良好的企业实行低抽检率和快速通关的优惠，也属于全国首创。
　　深圳海关在促进通关便利方面一直都是积极创新者，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对港的经贸发展，并不是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但其带来的便利同样为手机制造企业所享受。
　　就像世界银行曾发布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报告中所说，有效的产业政策就仅仅局限于协调信息与合作，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等非常一般化的方面，而非对某些产业的重点培育和扶持。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定程度上，深圳手机制造产业面临的恰恰就是一种中性的产业政策。深圳手机制造产业的成功或许正是这种中性产业政策成功的又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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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逛一圈华强北组装一部6S
　　当然，深圳的产业崛起与临近香港有很大关系。香港在海运班次，人民币结算方面具有优势，几乎所有的手机芯片进口和手机成品出口都通过香港中转，深圳在空间和通关便捷性二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内地其他城市。
　　这就助推了华强北商圈，逐步形成了在手机、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贸易方面巨大的集聚优势。在2007年时候，全国80%以上的手机生产厂家汇聚深圳，华强北成了全国乃至亚洲的手机交易中心。同年山寨机出口达7000万台，其中有30%销往迪拜。
　　只要华强北有的机型，数日内就会以相似的价格出现在迪拜市场上，并在这里实现中转，进一步销售到北非、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华强北不仅成为“亚洲电子市场”，而且成为世界中小型电子企业的采购批发中心。
　　虽然自2010年后，智能手机的崛起对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市场造成了打击，但这里依然保留着完整的手机原材料和零配件产业链。据媒体报道，在2016年9月，一个乌克兰旅游节目组来到深圳，在华强北电子产品市场仅用200元就买到组装手机。而就在2017年4月，一位美国硅谷的程序员也来到深圳，他用在华强北淘到的各种零件，在几个月内组装了一部完整的iPhone 6S，而实际所需成本竟只有300美元左右。
　　早在2012年，的硬件创业加速器HAX就已来到深圳。HAX董事总经理邓肯·特纳表示：“我们选择华强北，是因为这里有的硬件制造供应链，配合周边城市的生产基地及供应链，我们的项目可以最快地找到需要的的元器件，作出的原型，在众筹后最快、地做到小批量生产。”
　　据HAX的工作人员介绍，“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产品，在美国需要600美元并花3个月的时间来生产，但在深圳只需要200美元和6个星期的时间”。
　　大量研究都表明，产业集群的形成对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即便产业集群在初期是数量扩张型的，由于进入门槛较低，企业间激烈的竞争促使部分企业质量升级，在一些龙头企业带动下，整个产业实现整体的升级。
　　随着以华为为代表的国内终端巨头的崛起，产业链本土化配套也将是长期趋势，进而会带动国内供应链厂家的业务增长与技术进步，从而提升国内厂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
　　在指纹识别芯片领域，深圳汇顶科技反超瑞典FPC的故事，可谓中国手机产业链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华为在2014年9月份推出Mate7手机，当时找遍了国内外指纹识别方案提供商，最终选择了瑞典FPC公司的方案和产品。尽管此芯片每颗增加了100元左右人民币成本，但由此获得支撑的用户体验和安全需求的满足，让当年的Mate7大卖。以后的各大厂商，竞相模仿，瑞典FPC公司在2年内实现了20倍增长。
　　看到了这样的市场机会，汇顶科技于是进入指纹识别行业，每年投入10%的研发，并且入驻客户工厂，帮助客户提升产品体验。很快获得了华为、vivo、中兴、小米、魅族、LG、Nokia、等公司的认可。直到华为P10采用了汇顶的IFS指纹识别方案后，也意味着中高端主流安卓品牌手机中FPC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
　　位于深圳的电连技术，是一家微型电连接器及互联系统供应商，早在2011年便进入华为供应链，这不仅促进了公司业绩的增长，也使其产品质量和公司信誉获得了背书。此后两年，它又攻入了小米和vivo供应链，2014年又进入了OPPO和三星的供应系统。至此，除了苹果，前五大手机品牌都被其收入囊中。
　　近几年由于双摄像头的需求，欧菲光积极布局，一举打败了台湾摄像头模组大厂光宝科技，成了华为、OPPO、金立等国内手机重要供应商。后来，欧菲光收购索尼在广州的生产基地，索尼是苹果主要的前置摄像头供应商，欧菲光很可能借此机会进入苹果摄像头供应链中，进一步实现生产技术与工艺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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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成本的办法，就是留在深圳！
　　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在深圳都可以找到化程度很高的企业，并且这些企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例如，在深圳有为数众多的所谓“方案商”，这类企业本身规模很小，并不具备制造或生产手机的能力，但在手机的方案设计以及测试等方面却具备较强的能力，因此可以通过向国内或国外手机品牌商提供设计方案，获得手机订单，如以沃特沃德、与德为代表的IDH（研发设计服务）模式代工企业。
　　另一些企业则专注于手机的生产组装，拥有完善的元器件供应渠道和生产设备，但产品并不直接面向消费者，这方面最知名的莫过于富士康，它在深圳设立的工厂此前一直是苹果手机的主要生产组装地。比亚迪也是各主要品牌手机电池、充电器和手机壳的代工厂。
　　随着互联网品牌崛起，国内手机品牌不再走机海战术，而是精简机型以提升产品配置，追求用户体验为主，各大品牌逐渐将产品的生产设计集中到大中型的ODM代工企业，以节约成本、快速推出新品并保证出货量。国内市场上出货量的千元智能机，如华为、小米、联想和魅族等手机品牌的中低端系列产品就是由闻泰、华勤、与德和龙旗等知名ODM公司设计生产的。
　　除了生产制造外，深圳还衍生出一批供应链服务企业，专门解决手机产业链中各分工环节间的协调问题，以及小微手机企业的融资困难，与海关等协调等问题。
　　令经济学家都诧异的是，深圳是一个缺乏寡头的合作产业链市场。从理论上讲，即使形成高度的化分工，但如果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话，企业之间会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并来进一步促进生产、销售效率的提升。
　　但有趣的是，深圳大量企业之间既没有通过兼并上游企业来实现中间品原料供应的内部化，也没有通过兼并下游企业来实现产品或品牌的终端化，即便对一些规模较大的手机制造企业也是如此。
　　第二，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学者讲其归因于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但深圳的银行授信情况并不悲观。另一些观点认为：因为高度化的分工使得产业集群下的动态生产链条被拉得很长，而且手机元件都是标准化产品，企业之间签订合约的成本很低，所以企业互相兼并实行一体化的成本可能大于其收益。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产业需要转移时，手机产业相对于其他电子产品而言，将面临更多的困难。深圳手机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介绍，随着深圳的土地和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一批电子通信企业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但相比于个人电脑，手机产业的转移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我们走访相关企业发现，相对于电脑等其它电子产品，手机已从传统的耐用品转变为快速消费品，其市场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快，这就要求生产链条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要根据市场变化做出最快的调整，而深圳完备的生产链和极度细化的生产分工刚好能满足这一需要。
　　因此，对于产业链中的各个企业来说，减少调整成本的选择就是留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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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被动，只能走向世界
　　目前深圳手机制造产业中所需的很多电子元器件，特别是芯片等部件，仍然需要通过香港大量进口。这使得手机技术升级的主动权，几乎完全集中在国际上游厂商。
　　中下游厂商通过购买上游厂商的产品作为原材料，来实现手机成品的升级换代，这种被动局面已经显现，例如高通每升级芯片，都会伴随各品牌厂商为自己的旗舰机进行升级。
　　国产元器件企业虽也有表现突出技术取得巨大突破的企业，但它们主要集中在中低档手机中，主要客户以国产手机为主，而如苹果、三星等高端品牌所采用的技术与元件多来自欧美或者日韩等地的企业。
　　为了避免与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深圳手机制造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寻求差异化竞争。起步于深圳的一加手机，创始人刘作虎凭借在海外市场做蓝光播放器业务积攒下口碑，依托粉丝文化和专为国外用户设计的手机交互界面，在欧美、印度等市场一经发售，就被一空。
　　在中游ODM代工企业中，一些企业开始借助与国外手机品牌厂商或者运营商合作，开拓海外市场。其中深圳天珑的转型较为成功，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为欧洲中高端本土品牌如Micromax、Blu、Spice等进行OEM或ODM，近年来通过与法国公司合作推出了自营品牌WIKO，成为法国市场上继苹果、三星后的第三大手机品牌，最近与品品牌合资运营的子品牌Sugar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在下游厂商中，曾被合称为“中华酷联”的国产手机四强——中兴、华为、酷派、联想，在面临运营商的终端补贴取消和来自互联网品牌的冲击后，只有华为依旧位于国产手机四强之列，而中兴、联想、酷派却在国内新的竞争环境中纷纷败下阵来，市场份额均逐渐下滑。于是各企业都将目光转向了国外，通过拓展海外市场以寻求持续发展。
　　依托多年在美国进行本土化运作以及与运营商的长期合作关系，2017年中兴在美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位列第四；通过并购摩托罗拉的移动手机业务，2017年联想在拉美地区的智能手机市场占据了第二的位置，并挤入了北美市场的前五名。
　　如果说技术壁垒是造成国产手机开拓海外市场不顺的外因，那么出击海外水土不服则是造成中国手机厂商出海遇阻的根本性原因。国产手机扬帆出海，面对的是有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和需求特点的市场，只有更好地融入当地人文社会环境，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即国产品牌海外之路需要聚焦目标市场进行本土化经营。
　　比如传音，专注于海外市场。凭借对非洲消费者的深入了解，2016年，传音出货量接近8000万部，占据了非洲38%手机市场份额。
　　传音的成功在于本地化，如聊天工具Palmchat，最初是针对功能机开发的，为了使用户在智能机上也可以继续使用，传音开发出了Android和ios版本，使该软件成为一个跨所有手机平台的即时聊天工具，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了1.1亿。传音还特别成立工作小组，开发出适合黑肤色用户的美肌模式，使非洲人也能拍出满意的照片。
　　海外市场的拓展，让深圳手机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但正是这样，企业通过不断提高市场份额，获得持续发展的资金，并在竞争中掌握的技术和营销手段，积累与各地政府进行沟通的经验，以及适应当地法律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从而实现自身和整个手机产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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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省份，能否复制深圳的成功？
　　从上世纪90年代，深圳借助香港从贸易甚至走私起步，再到进口现成组件进行简单的人工组装，再到引进成套的生产线自主生产，甚至开始对芯片等组件进行研发……深圳的手机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间,经历了明显的产业升级历程。
　　但这种产业升级不是在政府针对性政策下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自发形成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执行的产业政策中，真正有效的应该是相对中性的，或者说没有明显产业偏向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在大部分产业中都实行了鼓励参加国际贸易和吸引FDI的开放政策。从政策效果上看，这种中性产业政策非但不是全无成效，反而有可能是极具效率的。
　　已经有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具有明确产业指向的扶持政策而言，可能只有那些真正加强了竞争等市场化机制的扶持政策，才是真正有效的产业政策。
　　鉴于手机产品属性的快速变化，已从传统的耐用品转变为一种快速消费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深圳手机产业完备的生产链条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毕竟，快消品需要更快的生产出来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而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快速制造就变得至关重要，深圳完备的生产链和极度细化的生产分工刚好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快速变化。
　　衍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类似深圳手机制造产业这样在沿海发达地区获得了较为成功发展的产业是否具备向其他地区转移的可能性？